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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失眠的记忆(散文)

来源:西藏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茶艺

在我们老家,问你多大年龄,不问多少岁,而是问多少罪。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问,如果是方言,“岁”和“罪”的发音相差也太大了。后来,经历了人世间的一些艰难后,才渐渐明白,你活了多少岁,其实就是在人世间受了多少罪。老家人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玄机,简简单单的一个字,却是比所谓的哲人要深刻得多。

我的父母已经60多“罪”了。

如果以我当兵入伍为分割线,来写我的父母,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,就是当兵前,我在家里与父母相处了17年时间。这一辈子最让我刻骨铭心的,就是这17年,父母为养活我们兄妹三人(其实是四人,最小的弟弟从小就送人了),受尽了苦难。

我的记忆是从饥饿开始的,童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。现在所说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可能指的是沿海地区,在我们陕西岐山,何止三年?直到我当兵走的前几年,也就是包产到户,把地都分到各家了,才解决了温饱问题。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,父母充当着非常尴尬的角色,尤其是我们家还没分时,父亲弟兄四个,都已成家生子,在我奶奶的统治下,在一起吃大锅饭。每到吃饭时,十几口人拥到厨房门口,分领自己的饭食。奶奶不一定参与分发饭食,但她会把蒸馍、饼子(每次都会做够吃几顿的)等贵重的吃食看得很紧,她把这些干粮挂在自己屋子的房梁上,谁也不敢动。我们兄妹三人是奶奶这些孙子辈里最大的,可得到的食物却和别的孩子一样,哪能满足我们成长阶段紧迫而急切的食物需求,每顿饭都吃不饱,经常去奶奶的屋子里眼巴巴地看房梁上的那个篮子。那可是填饱我们肚子的希望,是我们最甜蜜的想象。我们看房梁上的篮子,也看一脸肃静的奶奶,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饥饿和贪婪的。奶奶不为所动。我当时心里一直恨着她老人家,现在想来,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,奶奶也只能那样做,她并不是看不到我们目光里的渴望,而是在回避和抗拒她会为那些目光而产生的软弱啊。奶奶这一辈子是很不容易的,爷爷得病去世得早,他没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个孙子出世,就把这个家交给奶奶匆匆地走了。奶奶很厉害,她一个女人家,能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全娶上媳妇,并且坚持不分家一起生活,可见她老人家持家的本领了。所以,在奶奶面前,她的儿子媳妇们都很听话,尤其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和我的三爸一直承担着全家做饭、烧炕的柴草,家里一共有五个炕,一个锅灶,一到冬天,需要柴的量非常之大,除过出工下地干活,父亲和三爸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就得上一次山割柴。后来,三爸被铁路上招工招走了,家里就剩下父亲一个男劳力,上山割柴的事只有落到他一人肩上。大伯和四爸一个是放电影的,一个学医,他们都有一份正经事做,父亲理所当然担当家庭重任。父亲去山上割的柴是蒿草,不经烧,夏天要好点,不用烧炕,也就一天三顿饭的柴火量。冬天就不行了,五个炕像五张同我们一样饥饿的嘴,等待着吞噬大量的柴草,以温暖那冰冷而漫长的冬天。父亲隔一天就得上山割一次柴。我记得总是天还黑乎乎的,父亲就背上干粮绳索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,到天快黑时,父亲才背着一捆比房檐还要高出许多的柴草回来。进家门,柴捆还没放稳,婶子们已从后面砍断捆柴的葛根,东拉西扯抱柴去烧炕做饭。父亲常常在家里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柴捆。

我们家住在塬上,父亲背着柴从南面的山上下来,还得上一个三四里长的坡,才能到塬上。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时,下了汽车上塬,这一段我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坡路,竟然在我出去的几年后变得那样漫长和艰难,那时,我想起父亲上山下山,上塬下塬,还得背着能把他淹没掉的大柴捆,那段时光,父亲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啊!

父亲去山上背柴的日子,是一段苦难的岁月,但当时,却成了我们兄妹三人的节日,因为父亲总会给我们留他吃剩下的干粮。从父亲撵着黑出去,我们一整天都在盼着父亲能早点回来,好像是盼着父亲,其实是盼早点吃到父亲的干粮。吃过中午饭,我们兄妹三人就急不可耐地跑到河湾坡的塬边上,坐在一个叫大塄坎的地方,望着塬下那条曲里拐弯的小路,一点一点地数着时间过去的声音,焦急地候着父亲。我们往往要等到天快黑时,才会看到一个蠕动着的大柴捆,在艰难而执著地向塬上移动。看不到父亲,但那肯定是父亲了。我们欢呼起来,一边乱喊着爹,一边向塬下冲去,说是接父亲。我们从来没替父亲背过一小捆柴,只惦记着他的干粮。每当听到我们的喊叫声,父亲会早早地把柴背停靠在稳当处,用身子撑住柴捆,取下柴背上的干粮袋,给我们兄妹三人分好干粮候着。我们拿上干粮,还在计较谁多谁少时,往往会看到父亲冲着我们的笑脸上,汗水都没来得及擦掉。多年后我再想起这一幕时,才知道,父亲脸上淌的不一定全是汗水,还有泪水,辛酸的泪水……

我们浑然不知,这些干粮其实都是父亲舍不得吃,给我们省下的,父亲在山上靠吃阴坡还没融化的冰雪充饥。母亲后来告诉我们,奶奶把干粮控制得那么紧,怎么会给父亲多余的干粮?还有更倒霉的时候,父亲在山上割柴时,干粮有时会给乌鸦叨走,下午我们去塬下接他时,我们没有如期得到干粮,都一脸的不高兴,嘟嘟囔囔。父亲显得很羞愧,好像他没能给我们带回干粮,是他的错,不断地给我们兄妹说着好话。

父亲上山背柴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。那时我们早已分家,父亲去乡镇企业工作,比原来要好一些。我11岁时,每逢星期天,父亲带着我和哥哥一起上山背柴。我身单力薄,父亲怕我拿镰割伤,他和哥哥割柴,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边吃干粮边等。当然,我只吃自己的那份。到半下午时,我们父子三人背着大小不一的柴捆就下山了。下山时要经过一个叫水泉的地方,那里有个水源很旺的泉眼,住着几户人家,我们往往要在那里停下喝水、歇息。那里的人见到我背的柴捆,奇怪地问我,是不是刚生下来,就在炕头练习背枕头了?我羞得满脸通红。父亲则显得更尴尬。

自从分家后,我们一家五口人搬到北面院子,分到了一间半厦屋,还有一些日常用品。我记得很清楚,分到了一口三锅(最小的锅),有一天还被妹妹生气时端到院子,在石头上摔碎了。妹妹是出去玩,母亲叫不回来,就生气不给她留饭,妹妹脾气更大,干脆摔了锅。后来,我们家是怎么做饭的,我却记不清了,只记得家里一直没吃的。母亲挖野菜,到生产队收获过的地里去刨遗漏的小萝卜、红薯根。父亲上山背柴时都带过拇指大小的萝卜和红薯根。就这,还是不错的,如果到每年的春季青黄不接时,野菜吃没了,树叶老了吃不成,母亲就和一些妇女晚上去偷割生产队喂牲畜的苜蓿。那个时候,苜蓿可是个好东西,它救过全村人的性命呢。至今,我还记得苜蓿的味道。我在新疆当兵时,偶尔在菜市里碰上苜蓿买回来,却做不出当年母亲做的那种味道来。到北京后,就见不到苜蓿了。

那时,父母春夏秋三个季节全在生产队上工干活,一到冬天,得兴修水利。修水利在我们那里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,没有水源,为响应上级号召,一直坚持在修。修水利一般放在没有农活的家闲空当儿,也就是冬春两季。恰恰这个时段青黄不接,缺乏填肚子的食物。记得母亲经常给我们兄妹三人留下掺有粮食的菜饼子,自己则煮几个小萝卜(大的都在生产队呢)带到工地当午饭。挖土方、搬石头,干的都是体力活,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撑持下来的。有一年冬天,父母去五丈原公社的石头河修水利,他们就在刺骨的冰水中捞石头,晚上还住在工地上不能回家,我们兄妹三人留在家里,由我哥给我们做饭。我哥那时最拿手的饭,就是拌汤(疙瘩汤),他把疙瘩做得很大,味也调得重,吃了不容易饿。记得有一天上午,父亲突然从工地回家,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只桔子,上塬下塬走了七八里路,专门送了回来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桔子,可没我的份,因为妹妹最小,桔子给了妹妹。我没吃过桔子,不知它的味道,那次,我偷偷吃了桔子皮,很涩。

就是父母在家的日子,白天上一天的工,晚上还要参加队里组织的学习、开会,把我们兄妹三人锁在家里。父母有时难得晚上在家一次,母亲不是纺线,就是织布、缝衣服、做鞋子,一家五口人穿的衣服、鞋子,都是母亲一个人织的布,坐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做的(现在母亲的眼压高,动不动疼得整个眼窝都会肿起来,绝对与那时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有关系)。在那个时期,母亲很要强,她一直坚持着上工,一年下来,母亲几乎出的是全勤,工分始终排在妇女的最前面。但家里年年都欠着生产队的钱,不管一年有多么辛苦都是白干,可母亲从来没抱怨过,她不识字,也算不来这个账。话说回来,母亲就是能算清楚,又能怎样?那个年代容不得一个人闲着,即使吃不饱肚子。母亲像大家一样,一边辛辛苦苦地白干着,一边想法子解决我们的肚子问题。青黄不接时,为了我们能吃上一口粮食,母亲时常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回娘家。外婆家的情况稍好一些,我们去了,外婆总会倾其所有,叫我们美美地吃饱肚子。后来为避嫌,母亲不能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同时去外婆家吃了,就只带着哥哥,因为哥年龄大些,能多吃点。另外,哥哥劲儿大些,叫他去背外婆躲着舅舅和妗子给我们藏的几块干粮、几把米或者面粉。我们兄妹能活下来,除过我的父母,与外婆她老人家的救济是分不开的。到这里,我忍不住得说一下我的外婆,她老人家一生积德行善,诵经念佛,不食荤,活了九十多岁,于2000年11月份去世。外婆有二十多个孙子、外孙,她唯独最喜欢我,尤其是在我当兵走了之后,外婆常常念叨我,啥时候才能把兵当完。她不知道新疆在什么地方,光听别人说很远、很荒凉,她就一直担心我。她不知道部队是个很浩瀚的概念,也不知道兵和兵是不一样的,她只知道我当了兵穿身军装,于是,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穿制服的(后来制服品种很多),上前就问我的情况,常常弄得人家莫名其妙。我是2001年2月调到北京的,她老人家没等到我离开新疆,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大概是我上小学后,父亲去了公社的装卸队当会计。父亲在他们四兄弟中,是上学最多的,他上过初中,字写得很漂亮,算盘打得也很出色,但一直没能用上,这下总算有了用场。公社在塬下的陕西汽车制造厂所在地,算是繁华场所,每到星期六下午,如果礼拜天不上山背柴,我便下塬到父亲那里去耍,晚上还可以住上一夜,星期天下午再回家。父亲他们的装卸队就是为陕汽厂服务的,经常给粮店装卸粮食,父亲是会计,按说可以不干装卸的活,但只要是去给粮店装车,他都参加,为的是装卸完后,他可以和其他人分一些撒在地上的杂粮。大多是一些碎粉条,父亲拿回家,母亲用筛子筛去沙土,煮了给我们吃。碎粉条很好吃,就是不好消化,半夜肚子疼,但这毕竟是上好的吃食。后来,父亲跟库房的人关系不错,偶尔能扫些粮店地上的面粉,里面有不少细沙子,筛子没法把沙子筛去,母亲用这些面烙饼子,吃时根本不敢用牙咬,太硌牙,只好用唾沫慢慢泡软咽下去。就这样的面粉,我们一点都没浪费,在母亲的调剂下,全都吃了(妹妹后来有胆结石,不知与那时候吃这种面有没有关系)。

有时候,我晚上常常会想起过去,只要一想到这些,我绝对失眠。过去留给我刻骨铭心的饥饿,致使我的童年一点都不美好。现在反过来想,也正是那种苦难的日子给了我坚强的韧性,促使我不断进取,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,成为一个作家,还进入了首都北京。能有今天,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,我的父母更是没有想到。我初中还没毕业,便辍学了,原因是我的学习很一般,恐怕考不上高中,便提出退学。当时父亲还不同意,他一心想叫我把书读下去,可我对自己没一点信心,父亲没法,只好同意我退学。其实,我退学是明智的,我们那个班考上高中的只有一个人,别的只是多交一些学费,最后都回家种地了。关于辍学的事,后来我在写作者简介时,总喜欢写成因家庭贫困辍的学,其实,那时我家情况明显有了好转,最主要是分田到户,家里有了粮食,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父亲也有了很大变化,装卸队变成了运输管理站,先是经营几辆手扶拖拉机,后来换成了汽车,最多的时候有六辆汽车,成为乡里最好的企业,父亲也当上了副站长,我们家门口就经常停着汽车了。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,他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一件高档衣服,是中长式的黑棉布大衣,很实用的那种,整个冬天都穿着,这就区分开了与普通农民的身份(我当时是这样想的)。父亲还给哥哥和我,分别找到一份临时工,一个月四十多块钱,我们都很知足。家境慢慢地好了起来,率先在我们村子盖起了砖瓦房,率先取消烧柴改烧煤,率先用上鼓风机,率先买了黑白电视机,率先买了压面机……

这些率先,都是父亲这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,可在当时,每一次率先,都会遭到母亲的反对。母亲是一个勤劳、俭朴的人,因为受苦挨饿的那些日子,把她给整怕了,她想攒下钱粮,以后如果再碰上饿肚子时就能派上用场。可父亲坚信饿肚子的事以后不会再有了,他坚持干了几个率先的事,惟一没干的,就是尊重母亲的意见,没卖掉多余的粮食,致使家里每年吃的都是陈粮,磨的面粉压的面条没有劲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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